建设工程四方关系下，实际施工人行使代位权的可行性分析

实际施工人D能否向总承包人B行使代位权？

这一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从理论的角度出发：首先，从D与C的关系来看，如果D能够证明其与C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施工合同关系，并且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相应的工程施工，那么D对C的工程款债权就具备了合法性和有效性。其次，再看C与B的关系，根据代位权行使的条件，在满足上述前提下，D只需要证明C怠于向B主张工程款，且这种行为已经影响到D债权的实现，此时D就当然有权向B行使代位权。

但从实务的角度而言，这一过程并不像理论分析这般容易。从实践经验来看，D易提交证据证明其与C之间具有施工合同关系，也可以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证明其完成的相应的工程施工。但是证明责任的难点就在于D如何证明C向B怠于主张工程款，换言之D如何能证明C对B享有相应的工程款债权。在实践中，往往各方主体各自为营，主要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权益，此时D如果欲举证证明，必然要得到C的配合，否则对于C与B之间的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工程款的支付情况D是很难获悉的。但是，一旦代位权诉讼成立，D即使从B处索取到了相应的工程款，但是这一款项也并不会经C的手，对C而言反而是失去了可能获得的工程款债权，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C一般也不会配合D提供相关的证据，反而可能会与B串通起来共同对抗D的代位权诉讼。因此，虽然这一路径在理论上貌似很容易，但是在实务中却往往难以轻易达到预期效果。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实际施工的人能否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问题的电话答复》以及（2023）最高法民申659号等案件的判决已经明确，“基于多次分包或者转包而实际施工的人，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人主张因施工而产生折价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有人认为，此时如果判决代位权成立，则D可向B直接主张欠付工程款，那不就和上述答复及判例的观点相冲突？ 但是这一观点明显是有误的，上述规定及判例的请求权基础系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案由基于其施工行为欲突破合同相对性，由D直接向B主张工程款，但是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只有法律规定的《建工解释一》43条等情形，该情况并不满足上述规定适用的条件，因此无法主张折价补偿款。但是，代位权诉讼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5条至第537条等规定，与上述主张方式的请求权基础不同，故而并不存在冲突。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上述规定与案例的目的也并非禁止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而是基于合同相对性等限制实际施工人通过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方式行使权利，因而并不影响实际施工人以代位权诉讼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工程款债权。

实际施工人D能否向发包人A行使代位权？

针对这一问题，同样需要从理论和实务进行分析。不同于向总承包人B行使代位权的障碍主要在于举证困难等实务方面，D能否向A行使代位权的主要障碍在于从这一路径从理论上便存在着不合法的可能性。众所周知，代位权的行使仅能代债务人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而不能通过次债务人向次次债务人主张权利。因此，D若欲向A行使代位权，则其必然是代B行使代位权。而就本案的情况而言，分析的前提在于四方关系下的实际施工人如何请求工程款，也即说通常在这种情况下D与B是没有合同关系的，更谈不上D对B具有合法有效的债权这一代位权行使的前提。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有证据证明C为挂靠B或者说C构成对B的表见代理，则事实上D与B之间直接成立合同关系，此时行使代位权便有了合法依据。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要以事实为基础，而不能通过人为混淆而适用。

在（2023）最高法民申659号民事判决中，针对张学珍主张安徽三建和吕本廷系挂靠关系故其有权行使代位权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条件是实际施工人对于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享有合法有效债权。就本案而言，安徽三建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张学珍并非安徽三建公司的债权人，无法适用本条规定代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此，在进行这一主张前，还应综合分析证据情况，判断是否满足上述条件。